同济讨论:“人性化的城市”能在中国实现吗

 发表于:2016年12月23日 20:17

摘要: 什么是人性化的城市?在中国,这些人性化的部分是否能够落地?要实现“人性化的城市”,需要做哪些积极的改变?专业人士为此努力是否值得?


澎湃新闻记者 冯婧


近日,澎湃新闻市政厅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进行了纪录片《人性化的城市》的放映会及讨论会。讨论会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408研究小组主任徐磊青主持。场面十分激烈。徐磊青谈到以扬·盖尔为主角的另一部纪录片《人性的尺度》:
“我们原来做设计、规划或政策的时候,总是从更高的姿态来看城市的问题。但这个电影,把镜头拉得很低很低,拉得跟蚂蚁一样低,来看这个社会以及个体。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同学们非常擅长上去就划地块,上去就拉街道线,上去就拆房子。我问他,你把这些房子拆了之后,怎么安排人家?可能看到对比以后,我们才会放低姿态。”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交通项目主任刘岱宗、日本福冈大学建筑系教授赵翔、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刘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姚栋,均贡献了精彩的视角和观点。以下是我们整理的精要部分。

同济放映活动现场

人性化的城市:一种城市价值的回流 
《人性化的城市》拍摄于2000年。影片里,扬·盖尔对比了北欧城市老城和新城的空间,分析了老城为何空间宜人,新城为何不够人性化。而扬·盖尔提到的新城问题,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


城市的问题呈现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如何发掘新城的活力,利用老城里的资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时代建筑》杂志执行主编徐洁认为,扬·盖尔式的城市观察方法,即用行走去体验,虽然是一种比较朴素的方法,但十分有效。


徐洁在本科时代就曾用扬·盖尔式的方法去观察上海街道。他在1980年代进入同济,当时学习的是芦原义信关于街道的研究,所撰写的题为“街道信息系统论”的论文曾经获奖。他分享了自己当时的发现:
“当时,我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空间。文革时,上海很多单位因为各种原因,把街道用围墙围起来了。但还有几段走起来很有意思,陕西南路马勒别墅那一段,还有瑞金路的瑞金宾馆那一段。其实,最早的围墙其实很低,能看到里面的花园,所以你在街道上行走会感到愉悦。这就是扬·盖尔的理论想要印证的。但是,围墙加高后,空间体验就没有那么丰富了。”


空间与人的关系是否密切,尺度是最突出的衡量标准之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刘刚认为,片中北欧城市,在1960年代,就开始及时反思人和汽车的关系,反思城市的尺度问题,而这种反思影响了城市设计领域。他指出,在目前的城市设计领域里,有一种价值观正在回流,即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城市模式。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小或者综合性,城市里什么都有。第二个特点是集中性,集中性的空间和功能,意味着生活安排会比较方便。第三个特点是均质性,由于混合而表现出均质,空间的使用是有机的,可以适应不同的选择。第四个特点就是,空间会适应和容纳变化。比如,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有很多很重要的建筑,这些建筑是从罗马时代以来的城市空间里面长出来的,建筑和城市空间是相互支持的。一方面,建筑是伟大的,另一方面,中世纪这种城市容纳变化的能力是很强的。”


刘刚认为,片中对尺度的强调,是对规划设计专业的提醒,空间的形式要和日常生活建立密切的联系,而非追求一种空洞的形式。


扬·盖尔在中国落地的挑战 

同济放映活动,讨论现场

回到中国,我们如何营造“人性化的城市”?早在八年前,扬·盖尔就曾试图让“人性化的城市”的概念落地中国,而盖尔事务所开展的第一个中国项目的中方项目管理者,就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交通项目主任刘岱宗。八年之后,刘岱宗依然在中国推动扬·盖尔提倡的“人性化的城市”。他认为,当年扬·盖尔的理念在中国难以落地,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适用性的问题。大家一见到扬·盖尔,都会说,你是一个丹麦人,是一个100万人口城市出来的规划设计师,你的理论概念不适用于设计我们的城市。其实,之所以叫“人性化的城市”,而不是叫做“丹麦城市”或“中世纪城市”,其意在关注人类的共性。盖尔的工作不止在丹麦,他的成名作是墨尔本的CBD。他去美国的时代广场做了改造,也去伊斯坦布尔(1400万人口)做了古城的翻新保护。最近他也在莫斯科推动改造。既然盖尔的理念会在其他国家实现,一样也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这是“人性化”,他在强调人性,因为大家都是人。


第二个问题是国内现有的规范。比如,日照规范,我们之所以能在重庆有一点突破,因为它是中国少有的几个没有日照规范限制的城市之一。反过来看,北欧的纬度比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要高,为什么人家却不谈日照?


第三个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规划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我们在2008、2009年推动的项目概念内容里,强调在容积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用很小的尺度勾勒城市的街道面貌。但没人相信,这样的规划设计是有市场的。没人相信,这样的街道能提升房产价值,或者是提升街道的品质带动整个土地价值增长。开发商说,我们中国只卖南北通透的房子,东西向的卖不出去。市政院说,你们的小路网小街区会提高整个市政的成本,比如管道的成本、运营的成本。另外,中国没有房产持有税收。因此,没有人认为,这些成本可以通过房产价值换回来。”


相比在中国的失败,扬·盖尔在纽约时代广场的改造却获得极大成功。改造后的时代广场也提高了周边房产价值。刘岱宗分析了纽约时代广场的成功经验:
“扬·盖尔在美国的第一个项目是纽约时代广场,当时是布隆伯格市长,改造直接把以前两条双向的机动车道封掉,那里每天大概有四万多访客,但当时69%的空间是被小汽车使用。开始是个半年的项目,之后却持续了两年半。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全美的房地产在下滑,降了10%。但时代广场的项目大概提高了两侧的房地产税14%,为什么?因为这种有大量人流的地方,需要把更多空间给行人,才能增加消费。新的朱利安尼市长,停掉这个项目后,发现不行,妥协之后,留下一条很窄的车道给机动车使用。”


而日本福冈大学建筑系教授赵翔则强调差异性。他认为,盖尔比较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意思是,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是我们的焦点,但如果要让这个理想落地,需要做相当多的努力。”他提到,片中讲到,在公共空间里,每个人都被一个气泡包围,这就是与他人的距离。但因文化和习惯不同,这个气泡大小也不同。比方说,欧洲人的气泡是三米,亚洲人可能要稍微小一点。需要研究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让差异性落地,才能靠近扬·盖尔的理想主义。


赵翔认为,一些固有的规范标准要符合每个地方的具体生活习惯。他举了住宅的例子:
“广州的住宅和哈尔滨的住宅应该完全不一样,但我看过一些平面图,不少竟然都是差不多的。这两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非常不同。这就说明有很大的问题。以前,我还应邀看过北京一个非常豪华的住宅,现在每平米大概要卖到十几到二十万。我觉得那个设计和旅馆没什么两样,没有很好考虑居家生活的品质和尺度。”


赵翔表示,设计师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固有观念,尤其是在场的同学们,“如果有一天,大家的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被某一个规范作为指标参考,那就是非常厉害的成就。”


人性化的城市,在中国值得去实现么?

2000年的纪录片《人性化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


片中北欧的“人性化的城市”,似乎离我们当下生活的城市非常远。一位交通规划师提出问题:大家谈论“人性化的城市”是对的,但在中国的今天,这能解决中国城市面临的问题吗?人性化的城市是否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实现?


对这个问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姚栋认为,就个人价值观的选择,“人性化的城市”肯定是值得的,但可能无法用当下的经济利益衡量。他说:
“站在设计生产者的角度,‘人性化的城市’可能真的不适用。因为,今天的土地制度和开发制度决定了,中国就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各行各业的运作大都遵循薄利多销的原则。设计师往往只是生产线上的一个绘图员,你在一个设计上花的时间越多,你拿到的利润越少。开发商在一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越多,成本支出可能也要高很多。在这个产权关系的宏大架构里,似乎每个人都不值得为这个人性化的城市去努力。”


但他也认为:“人性化的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都有价值的,因为人性化的城市是为我们自己服务的。”


姚栋举出片中的一句话:“你家门前的一块地比大型的公共空间更重要。”他认为,要创造人性化的城市,如果光靠专业者,如果脱离了日常生活,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专业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既无需给自己这么宏大的抱负,也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压力,要改变我们的城市和街道,靠的是每一个人的参与。


谈及公众参与,一位曾在德国生活的外语专业的观众提出,看过德国居民参与城市规划的公众讨论,想了解中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情况。


对这一问题,刘刚指出,中国这一轮城市的发展中,城市发展和社区发展这两级是脱节的。他认为,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专业的从业者,其直接任务是场所营造,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工作层面。他指出:
“我们经常批判自上而下,可是,自下而上在秩序、效率上并不见得理想,所以需要有一个中间层面的方法。社区这个层面是在上一级的权力和大众之间的一个中间层,它也是在组织上和权利上适中的一个空间。


这个层面,是城市开发和城市变化时发生最多竞争的地方。但这个竞争是不对称的,社区的主体性、完整性、稳定性没有保障,它轻而易举就被外部的商业和政治力量冲击掉了。如果这种竞争得到机制或制度的支持,那么就可能带来合作。


这时就要考虑城市公平的问题。比如巴西圣保罗这样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的城市的发展程度差不多,但贫富差距极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没再继续前进。”


刘刚表示,如果说要在哪个层面上去做些事情,他个人会选择社区层面。


公共空间的提升能带来城市复兴吗 
扬·盖尔用自己近50年的公共空间研究和实践,影响了哥本哈根的城市空间。他曾说,哥本哈根选择了一种相对便宜的城市发展模式,不是建高速路和高架桥,而是推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这些举措让哥本哈根位于世界宜居城市的前列。


前来观影的观众也分享了自己对上海的公共空间的感受。一位社会学的研究生提出,发现人民广场背后的空间显得有些冰冷,她也不太理解南京东路步行街上为什么有小火车,认为小火车占据了行人的空间。


姚栋在手机中找到近期在人民广场后面的上海音乐厅附近拍摄的照片,上面是广场上早锻炼的人群。他认为,社会对公共空间有丰富的需求,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其中存在人群的差异、时间与空间的差异,说明我们对公共空间的了解还很不充分。


上海音乐厅前晨练的老人。 姚栋 图


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赵翔认为,这两个现象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筑·城市空间会有不同内容的解释,比如政治的、经济的,以及行为的,等等。设计师站在一个中间位置,要去协调不同的利益,与房地产商、政府、市民、技术和法规打交道,只有协调得好,才能达到设计的目的。


对于如何研究公共空间,刘岱宗介绍了扬·盖尔的一个调查理论——PSPL(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街道上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有人走路,有人坐小火车,但必须把公共生活量化,要把足够的空间给对应的人。不要定性地谈东西,需要有一些量化的体系去衡量评价。刘岱宗又举了墨尔本的例子,来谈公共空间如何进行城市复兴:
“墨尔本是一个老派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整个澳洲的经济都被悉尼吸引走了,墨尔本的CBD变得死气沉沉。盖尔受市长邀请在墨尔本做了十年的CBD发展计划,因为政府手段有限,现有写字楼都是私人开发商的,唯一能改造的就是公共空间,50%以上的公共空间是街道。从2010年开始,墨尔本一直排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前列。”


针对墨尔本的改变,姚栋认同扬·盖尔设计团队的设计质量。但同时指出:
“设计师认为自己能决定一个城市的活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设计师可以改善,可以增益,但无法决定城市的命运。墨尔本比悉尼强,可能不是因为扬·盖尔,也不是因为哪个市长,可能是因为墨尔本的人民,更可能是因为整个世界的经济。”


刘岱宗表示,墨尔本CBD没有建设的空间,只能从街道空间来恢复活力,扬·盖尔可能无法把500强邀请过来,但他从城市更新和街道的角度提升了公共空间品质,进而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姚栋同意上述观点,并强调在充分本土化的前提下,当下中国可能没有团队比扬·盖尔团队更善于设计城市街道的公共空间,更善于设计人性化的城市。


刘岱宗也提到,当年扬·盖尔想在中国做一些新的街区住宅时遇到的挑战:
“我们想尝试哥本哈根式的方方正正的街区式住宅,为了保证有更多南北朝向,就需要扭一下建筑的方向,于是就出现新的问题,不符合风水中正南正北的要求。虽然没有实现,但我们就是想探索一些内容,有些东西需要找到机会去实施落地才能看到效果。”


刘刚一直关注住宅的东西朝向问题。他表示,从城市形态角度讲,中心城的居住区开发的密度和形态可考虑适当东西朝向。他建议,应从实践的角度,考虑东西向的开发效应和土地规划,因为这和未来的中心城功能形态有关。一方面,中心城区一定有非居住性的核心产业及相应空间,需要考虑居住空间扮演什么支撑角色,中心城区里的住宅类型需求有哪些,等等。另一方面,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就意味着不同空间类型的需求越丰富。


《人性化的城市》:一个改变的动力 
从纪录片《人性化的城市》为出发点,我们看到,北欧城市也曾面临汽车过度增长、城市空间不够人性化的问题。幸运的是,这些城市及时反思和改变,也有了今天的哥本哈根。我们身边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改变的必要性,因此这部《人性化的城市》会给我们再提供一个改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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